近期发生了多起网络热点事件，比如人大女博士生网络举报自己导师猥亵事件、江西县委书记毛奇被举报事件、中信建投实习生网络炫富事件，以及陆续发生的多起高校女生举报老师事件。

类似多起事件，包含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网络举报”。

如不是网络举报，谁会知道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精神世界竟如此令人难以直视呢？教授并不掌握公权力，因此王某某这种行为不是人所共知的公权力腐败，而是社会腐败。其特征在于，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某种权力，比如学术权力、把关权力、道德权力，甚至掌握了某种优势资源，就会用来裹挟弱者，谋取私利，直到进行身体的性剥削、心理剥削。今天需要单独拎出来“社会腐败”进行社会批评。

如果不是网络举报，谁会相信县委书记权力真的如此巨大并且不受约束呢？正如一些网民说的那样，这位书记竟然在女子打算举报之前，先下手为强，迅速对其进行留置。相关部门成为打手和工具。如此强权，让人不寒而栗。什么是县域的强权？那就是县委书记表面上说能够为民服务，也能够利用权力为百姓创造一些财富，但是也能一夜之间翻脸，把百姓包括下属的权利全部剥夺，监督如同虚设。

近期密集的网络举报，让很多人身心不舒服。认为打乱了社会秩序，网络出现了狂欢，更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还可能鼓动出现更多的网络举报，让一些人生活于惶恐不安的阴影之下，也导致单位负责人时时担心事态脱离于掌控之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

问题在于，这些网络举报曝光出来的，都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是真善美，还是假丑恶？如果曝光的是假丑恶，正如阳光穿透了雾霾，这又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要维护假丑恶，给它找庇护所吗？那不成了假丑恶的保护伞吗？或者说，反对曝光的人，是站在假丑恶一边的？如果有助于曝光假丑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让群众感受到安全感的，让社会变得更为美好的行为，都会获得百姓的支持，从而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群众监督行为，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

其实从中国网络舆情的历史看，舆情的爆发，常常都是网络举报的结果。一部网络舆情史，更多是一部网络举报史和爆料史。因此，我们应该见怪不怪了，并且已经将这种举报和爆料，纳入了制度化建设的渠道之中。

实质上，上面担心网络举报的人们，应该这样追问：为什么网络舆情出现了数十年，今天的网络举报依然层出不穷？

就以高校网络举报来说，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呼吁，该校要以此案为契机，建设起一套便利的、具有公信力和效率的举报渠道，不光保护弱者，也对掌握权力的那些蠢蠢欲动者形成威慑和吓阻。实际上，多年来类似事件出现之后，已经引起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推动了高校进行了类似渠道的建设，一些政策制度已经相当规范和严密。

比如高校有举报信箱、师生纠纷调解处理机制、教师代表大会、师生关系联席会议、校长信箱、师德建设委员会等等。从逻辑和理论上，这一条制度建设已经相当严密而工整，任何有敢于作奸犯科者，一旦触犯红线，等待他们的必然是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是实际上，这套制度长期和蠢蠢欲动者乃至作奸犯科者相安无事，就如同很多电网一样，实际从不通电，熟知规则者视之如无物。显然，这一套并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发挥作用，那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敷衍，就是形式主义。

从现实看，精致的形式主义正成为不少地方应对网络舆情的一个法宝。中国网路舆情爆发几十年里，倒逼了地方政府从漠视舆情，到重视舆情，到今天的开始行动起来，呼应舆情，和舆情进行互动。这很显然是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不能不说，进步了却没有进步到位。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员发展出了一套精致的形式主义和舆情进行互动，这表现为：能迅速发现舆情并进行通报，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就充满了心机，高举轻放，避重就轻，字里行间充满了顾虑重重和地方保护主义，但是百姓关心的核心问题刻意绕过，非重点却浓墨重彩，细节描写堪称教科书。以太极拳和网络舆情和群众呼声进行互动，导致了网民愿望落空，后者迟迟得不到满足，从而这套形式主义也就慢慢暴露出了真面目。

很多形式主义如同在防弹衣，或者隐藏目标的伪装系统，只是为了降低网络舆情的伤害程度，或者让网络舆情找不到目标，找不到隐藏的问题的根子，从而应对了舆情。这实质是应付舆情，敷衍了事。

群众并非傻瓜。网络已经以网络舆论的方式，或者推出意见领袖的路径，生产出了一套网络智慧和群体智慧的萃取方式。无数网民的想法如同富集的咖啡豆，这套机制能够萃取出咖啡豆的精华。网络将人民群众中最有智慧、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或者最能代表当下社会心理的观点，以及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呈现在网络最为显眼的地方，成为网络舆论，推举为意见领袖。比如热搜、高赞的留言自动提升排位等机制，也是这样的形式。通过这种网络赋权的方式，网民和群众常常毫不留情地将问题点破，让试图敷衍了事的形式主义无处藏身。

但是精致的形式主义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应对问题，假装看不到问题所在，导致了地方政府、大型机构和网民之间出现真正的疏离，以及更多的不信任感。也导致了一些阴谋论渐渐成形，流传于民间。再加上今天的社交圈层传播和算法推送机制，这种“阴谋论”强化了阶层的群体心理，强调了彼此身份认同，从而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撕裂。

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最大愿望是任职期间不要出事，惯于以摆平作为水平，为此形式主义愈演愈烈，至于由此留下的烂摊子和公信力问题，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地方被他们视为升官升空的“发射场”，只要顺利升空，哪管发射场变成一片废墟。但是相关主管部门和上级部门，却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再以县委书记掌握的的重权来说，多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监督机制，以约束其过大的权力，很多地方确实见到实效，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找到很多方法逃避监督，依然大权在握，放任无忌。当然，网络舆情是最大最快的监督性“解药”，但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方，网络舆情爆发也较慢较少，导致了监督药方迟迟未到。在县域范围之内，权力处于主导性的地位，县委书记处于权力结构的金字塔的塔尖，因此进行权力的监督，防止滥用和私用，是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所以说，网络举报在今天依然频频发生，并不是说过去数十年的网络舆情洗礼没有推动制度的建设，相反，不少制度框架是有了，但是制度被闲置，演变成了形式主义。舆情推动的社会进步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即便是我们批评的形式主义，也是一种进步，起码在形式上具备了一些保障民众知情权的渠道，和可以使用的维权工具，不过是在现实中很多已经有的制度不能启动。正如一把枪，没有扳机，或者有扳机，却无触动机制。这也相当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正是人们不信任这样的形式主义制度，只能采取网络举报的方式。这也是今天网络举报依然频发的一个根源。

一旦网络舆情爆发，学校就会迅速行动起来，然后快刀斩乱麻，事件当事人会被当做垃圾一样，被打包甩出校园。这样从重从快的做法，当然符合网民“快意恩仇”的道德诉求，但是常常会对制度带来伤害。已经有学者指出，类似这种没有调查、直接以行政权代替法律和学术调查的方法，不光没有维护当事人的应该有的权益，也将制度视为无物。长此以往，反倒强化了行政权力的权威，而制度建设和各种委员会处于边缘化状态。

总之，如果现实社会中已经有的一套规章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继续让它们成为摆设和形式主义的道具，那么网络举报依然不会降温，会继续成为社会热点爆发的导火索。

同时，有了制度，还需要取信于民，让弱者相信通过制度举报是有用的。就是说，增强弱者举报的信心，打造制度的确定性。如果制度再好，但是弱者并不相信你，依然相信网络举报是最好的，那么制度建设依然是失败的，如同屠龙之术，花架子而已。

社会发展到今天，网民和群众对于自己的权益意识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该维护权益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这个武器就是网络举报。网络舆情一直以来就是弱者的武器。在现实中、在线下，弱者是难以对抗强者的，但是一旦上网爆料，全体网民都成为声援者和强大后盾，强者立马变为弱者。

所以，各地、各单位和相关负责人如果不能真正从问题意识入手，将解决问题当做执政的思路，那么无疑就是将更多问题推到网络，推动网络举报和网络爆料。而一旦舆情爆发，又转过来会成为所在单位负责人的麻烦和问题。因为解决舆情问题也是一把手的责任。就是说，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推动制度建设，并将制度付诸实施，那么自己会成为最后的责任承担者。举报者搬起了石头，最后也会砸到负责人的脚。

我们在前文也提到过，一些重大网络舆情的通报，说服力渐渐降低，重建公信力和取信于民的努力，变得更为困难。这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今天一些贫富悬殊现象导致的冲突现象和网络舆情，解释陷入了困境。从网民角度看，有的富者带有原罪；但是从改革发展等角度看，富者却是发展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一种观点、一个舆论难以包打天下，是今天的一个现实困境，但是这种困境，仅仅是相对于过去而言，观点的多元，本来就是一个发展的结果和标志，因此是合理的。当然，网民的诉求和渴望水涨船高，也是一个因素。他们近年来更为痛恨腐败和不公平现象，希望中央领导各地正本清源，涤荡一切假丑恶现象。发展改革的求稳求全，和他们求快求重心理之间，出现了落差。打破这种僵局的关键，是让人们看到决心和希望。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是乐观还是悲观，常常取决于想象力的好坏。

综上所述，网络舆情发展到今天，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形式具备了，现在需要的是踏实而具体的行动。就是在实践中将很多已经出台的政策法规切切实实地落到实处。比如高校那么多的制度政策，本就是防范师生关系的变异的，但是如今这么多的制度政策却一无用处，大象一般身躯的嫌疑分子却没网住一个，反倒需要受害者拿高音喇叭进行曝光，这岂非笑话！

总结一下，当下网民的勇敢行动，以及舆情后果的严重性，已经倒逼我们需要进行真正的制度建设。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更需要充实它。

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在进步主义为主的发展阶段，每当出现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都会紧随其后出台一个法律法规，或者强化了某种群体道德观点，打上制度或者人性的“补丁”。而我们这里，每当一个重大网络舆情爆发后，地方满足于快刀斩乱麻处理个体，以情绪的安抚和舆情消退为最终结果和最大目标，制度结晶和社会共识常常乏善可陈。这导致了社会成本加大，也阻挡不了下一个舆情的再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