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月中下旬，国内发生两起影响较大的极端事件，一个是深圳街头10岁儿童遇袭事件，二是湖南一位厅级干部突传坠楼事件。 

两件事情都是突发的极端伤亡事件，让人震惊，但是震惊之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心理诉求是不同的。

第一个事件激起了主流社会的极大愤怒，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不光严重伤害了受害者及其家人，也重创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人们不光希望严惩凶手，更为当下出现的极端行为忧心忡忡，并希望拿出良策加以遏制； 

对于第二个案件，人们在震惊于事件的残忍和离奇情节之外，都强烈希望获得进一步的详细信息，希望地方尽快破获案件，通报真相，满足公众知情权。

简而言之，第一件事更会勾连起较为激烈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乃至影响和推动国际关系向不可预测方面发展，具有潜在的巨大风险； 第二件事虽然情节更为离奇，但是从其风险来说反倒较小，只要地方迅速行动起来，破获案件，通报细节，舆情反倒可能迅速实现软着陆。

但就目前可见的应对方法和进展情况看，湖南方面舆情应对的最佳窗口期正在迅速收窄，而潜在的风险反倒在增大。 舆情应对最终效果如何，取决于接下来的地方行动。

一、深圳街头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分析

深圳的街头袭击案，发生在9月18日。这是个特殊而敏感的时间。即便认定这个事件是个孤立的极端事件，但是不能低估此事对于网络和社会的潜在影响。 

我们每年都在这个日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示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极端残忍的历史场景和历史图片，会强烈地刺激中国百姓的民族情绪。这使得一些部门在面对此次袭击事件的时候，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需要严厉谴责事件本身，另一方面，是面对事件涉及到的强烈的民间情感和潜在的民族情绪，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两者关联对立起来。这使得对于极端行为的谴责，力度稍显不足。 

我在前文提到过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里的传统宣传过程中，由于美日对于中国的外在影响几乎从未停止，再叠加日本作为中国近邻，其政府对于历史的不正确态度频频激怒中国百姓，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爱国主义并非独立而单纯地存在，而是和对于美日的复杂愤怒情绪关联在一起的。两种情感构成了中国百姓爱国情感的一体两面，一面是强烈的爱国激情，另一面是不时爆发的愤怒情绪，两者密不可分，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心理总体情况，也因此可能导致了一种传统宣传的“双刃剑”效应。

这种“双刃剑”效应体现在，爱国伴生愤怒的复杂群体情感，一方面在国家建设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过程中，有利于凝聚民心，同仇敌忾；另一方面，又在今天需要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种对于美日及其资本力量的抵触情绪，正日益成为一种阻碍性的因素。这导致决策部门颇费踌躇，举棋不定，并表现为一些政策和口径的表达困境。 

这在近一两年出现的“战马行动”、“铁头”在靖国神社撒尿表演、毛星火起诉莫言行动中，从其受到为数不少的网络支持中，可以看出后果暴露无遗。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又在无数追求爱国流量的自媒体的挑拨和拱火节奏带领下，慢慢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和反智主义。 

极端情绪和反智主义还受到了社交软件技术的反向加持。从全球近年来出现的一个网络现象看，每个社会的“井底之蛙”群体，愈来愈坚信自己看到的井口就是天空，就是全部的世界，他们还因为圈层和算法的缘故，结成了网络联盟和反智共同体，并在网络上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今天中国社会里，在贫富悬殊严重、民意舆情和重大决策需要平衡、内宣和外宣界限模糊、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同频共振、对于美日等国家既要斗争又要维持多方交流的形势下，决策者陷入回旋余地逼仄的艰难处境。 

这种两难困境，在疫情三年之后又增加了新的挑战性因素。那就是由于经济和就业的不景气，不可避免出现了生活陷入绝境的少数人，他们可能倍受生意破产、情感受挫、人生失败等多方面因素折磨，萌生报复社会的危险念头。 正常情况下，这种类似“独狼”的极端分子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法律作为底线守护壁垒，对他们严阵以待。

但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由于网络存在一股严重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少数极端分子会为自己的报复行为寻找高尚理由，更希望避免成为十恶不赦的道德坏人，殃及家族后代，由此他们铤而走险，专门针对他们心目中的国际敌人下手，为自己的报复社会的卑劣行径披上爱国外衣。这成为“爱国主义是卑鄙者最后的庇护所”这句话的最佳注脚。他们这种行为不光是严重的报复社会行为，更令国家社会和爱国情怀蒙羞。 

三个地方的极端袭击事件，或许每个事件都是偶发的孤立案件，但是它们构成了时空的连续性，在新闻效应、逻辑链条、大众想象，以及社会心态上的冲击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人们难免不会做出自己的真相判断。相应的，那些在角落里的极端思想，也会感受到刺激。

中国并不害怕来自外部的严峻压力，甚至能够化压力为动力，但是国内的社会撕裂和舆论分化，却正在构成更为严重的挑战。

二、湖南的坠楼案需要回应公众实质性诉求

在案发之后，湖南地方已经就此案进行了两次通报。应对是迅速的，做法是积极的，但是依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在第二次通报中，细节具有说服力，各种证据都指向了这是一起偶发的入室抢劫杀人案。文字也有较强的指向性，指出犯罪嫌疑人意图通过入室抢劫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由此间接否定了可能涉及政治和干部身份的阴谋论想象，并通过床单等细节说明，嫌疑人意图缒绳逃跑的时候意外坠楼，从而解释了三人坠楼身亡的离奇现场，也间接否定了嫌疑人前来报复并同归于尽的推测想象。

仅从字面意思理解，通报是成功的。但是通报可能并未达到说服公众的最大目标。因为通报仅仅回答了关于现场细节的浅表的信息需求，却忽视了公众深层的、更具实质性的信息需求，那就是：这两个嫌疑人到底是谁？关于他们的身份信息已经传开，人们有理由知晓，他们如何走到了这一步？

通报最后一句话说，经调查，未发现刘某杰及其家人与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有交集。这句话预计很难打消公众猜疑，并希望获得更多信息。否则，由于重大信息需求并未获得满足，极有可能导致谣言和传言，乃至各种阴谋论和政治传言的大面积传播。

令人欣慰的是，通报最后说“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我们建议地方需要继续向公众通报细节和真相，强化信息供给，否则会给各方带来压力，包括公众不满的舆论压力、有关方面信息管理的压力，以及公信力受损压力等。

三、关于事件传播和舆论引导几个建议

正如文章开头提出，深圳街头袭击案具有较大风险，湖南坠楼案反倒风险较小，但前提是需要正确科学的权威通报。我们需要就此重视事件传播和舆论引导工作的力度，以及工作的技巧。

首先是建议接下来要把遏制极端思维和极端信息传播视作当下的重大挑战来看待，视作重大发展风险来看待。

即便在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出现了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爆发，中国难以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很多也提到国人在一些国家也遭受了严重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伤害，但是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忽视国内潜伏的极端主义的理由。原因很简单，中国依然需要发展、需要爬坡，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依然是无与伦比的，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即便在强调发展与安全的今天，发展的目标依然需要锚定不放松。而极端主义会成为发展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不发展或者慢发展，反倒会导致更多的严重舆情和极端主义，陷入恶性循环。

再就是建议改进工作方法，慢慢消除内宣和外宣之间的“价值差”和话语差别。在今天地球村时代，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流动，消弭了国境线、行政藩篱等内外之间的差别，人为地设置国境内外的不同宣传内容和不同话语策略，意义已经不大，甚至可能导致意外后果。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央，聚光灯打在每一片大地上，透明化、公开化、无障碍沟通交流对话，是大势所趋，“信息差”“价值差”现象可能带来形象的阴影。

同时，也不能不说，一些传统的宣传手法并未与时俱进，负面效果慢慢出现滚雪球效应，甚至不乏上文提到的“双刃剑”效应，对于那些很少接触外面世界、认知层次较低的人群，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信息茧房效应。这种茧房在今天的社交圈层和算法推送时代，会强化他们的群体认同，降低群体认知层次，导致他们对于其他阶层、外来人群的抵触和反感，甚至视为宗教意义上的异端，导致茧房成为极端思想的温床。高涨的爱国激情和传统宣传教育中的愤怒情绪，在他们中间可能种下仇恨的种子，并在今天经济和就业不景气的形势下，任何一点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就可能演变为一种极端的行动倾向。

最后就是督促和利用那些面向面广量大网民的自媒体，尤其是运营爱国流量的自媒体，加大批驳极端主义的宣传力度。

绝大多数的自媒体发展是较好的，他们也在新媒体浪潮中，真正完成了人的解放，释放了勤奋和智慧的能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不能不说，少数自媒体大V专门瞄准爱国流量、民族情绪进行情绪和内容的挖掘，成为情绪化、非理性信息传播的发射站和大本营。他们在挑拨和激化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情绪方面功不可没，那么在今天请他们在遏制极端主义思潮方面做出一点贡献，也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这是因为今天的信息传播出现了显著的分层传播，不同定位的自媒体对应不同层面的人群。上述提到的这些自媒体大V，相当程度上说，他们对应着容易传播非理性和情绪化信息，更容易传播各种“阴谋论”的群体。这些人群中间，又可能孕育和传播极端思想。请他们加大力度在这方面做好舆论和传播工作，更有针对性，也更具有精准效果。